“在海河之北、运河之畔，特别是中山路周边，林立着很多文化遗址，包括望海楼、意风街、中山公园、天津美术学院，还有咱们觉悟社。孙中山先生来过中山公园演说，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邓颖超的母校，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这是咱们河北区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运河之畔群星璀璨的年代。”12月24日，在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的觉悟社纪念馆，讲解员迟爱民充满激情地向参观者打开了话匣子。

　　爱国热情在这片热土上化作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个年轻的身影抛头颅、洒热血，静静流淌的运河水见证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

　　在那个觉醒年代

　　觉悟社曾有这样一批青年前赴后继为国为民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有个笔名叫‘伍豪’，但您知道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吗？这得从‘觉悟社’说起。”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觉悟社”，是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青年时代在津探寻真理、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社团。

　　1919年，周恩来、邓颖超等20位进步青年在天津创立了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当时被北京《晨报》称为“天津的小明星”。他们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爱国力量开展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改造社会挽救祖国的革命斗争活动。

　　觉悟社旧址外景

　　“觉悟社是由10个男社员、10个女社员组成的，这样的结构也有深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天津妇女解放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在此之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当时以邓颖超、郭隆真为代表的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率先提出“救国不能后人”“爱国不分男女”的口号，在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召开的“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会员们主动热情地迎送男校来宾，男女同学之间公开接触，这在当时的天津还是破天荒的事情。

　　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把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在筹备过程中，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初提出了8人，学联会提出了10人，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又请女界同志会补充了2名，最后形成了觉悟社共20人，男女各半的组织形态。

　　1919年9月16日，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张若茗等人为首的觉悟社在天津宣告成立，标志着五四时期第一个男女同社的爱国学生团体诞生，率先实现社交自由，男女同学来往，为天津妇女解放树立了榜样，北京学生团体也纷纷效仿。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

　　在觉悟社纪念馆馆内，可以看到各式陈列，历史文献、照片、绘画、雕塑等鲜活地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如何开展学习、进行工作和斗争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本《觉悟》社刊，格外引人注意。

　　《觉悟》社刊，1920年1月20日出版。由周恩来任主编。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取共同研究态度，发表一切主张，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同时登载社外的名人言论，以不断了解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刊，大32开本，共132页，近10万字，载有文章11篇、新诗9首。开篇阐释了“觉悟”内涵，其中《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两篇纲领性文章，经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由周恩来执笔完成。在这些文章里，提倡科学与民主，集中反映了社员们的意见和主张。虽然仅出版了一期，《觉悟》却宣传了解放思想，自我改造，反对男女不平等，努力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百年前，李大钊先生大声疾呼：“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那铿锵誓言依然让人热血沸腾。百年之路，觉悟之路，唯有精神永驻！

　　“我读到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的故事，也常常受到激励和感动，因为我本身年龄也不大，从青年人的视角，我认为他们这种牺牲自我，坚持思考与革新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这种精神始终值得我们学习。”讲解员迟爱民是天津觉悟社纪念馆的金牌讲解员，也是标准的90后。他为了更好地讲解这段历史，不断积极推动觉悟社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将研究成果及时融入到宣讲词之中，不断创新宣讲形式。

　　书斋以“饮冰”为名

　　饱含着火一般熊熊的爱国热情

　　在河北区民族路上，靠近意风街，坐落着两栋二层小楼，这就是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由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名人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两部分组成。“饮冰室”书斋位于故居西侧，建于1924年，是一栋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梁启超亲自监督建成的意式两层洋房，也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的地方。

　　梁启超纪念馆全景

　　“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梁启超自谓内热，以饮冰自解。

　　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所比喻的，少年之人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他本人一生站在时代漩涡的中心，始终抱有爱国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国外流亡十几年的梁启超决定回国，回国的第一站就选在了天津，经过慎重考虑，梁启超于1915年定居天津，在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先后兴建了两座毗邻的意大利式小楼，作为其寓所和书斋。

　　在展馆的一楼可以看到，梁启超选择在天津，选择在运河之畔建立他理想中的书斋，与天津在交通和报业等领域的地缘优势有关系。

　　梁启超选择回到天津

　　“他有篇演讲叫趣味主义，他说他是一个用兴趣来驱动自己的人，就是每走上一条崭新的路，他都感觉特别充满能量。我是觉得他对新事物的热情传递给了孩子，所以孩子们投身到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都充满了主观能动性。”谈起梁启超其人、其著作和轶事，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文创部主任朱朔苇如数家珍，他将梁启超对知识探索的能量和对儿女教育的开明与故居的结构样貌摆设结合起来，用生动的语言与来访者讲述饮冰室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50多岁的读者听完梁启超的生平后，在院子里的铜像前鞠躬致意，驻足良久，这种古人与今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沟通，让朱朔苇感慨万千。他说，饮冰室从一个虚拟符号到一个真实的建筑，落成在天津河北区，其实这是我们这座城市很值得骄傲的地方，饮冰室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还有更多的价值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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